白烨、霍艳 | 关于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南方文坛》
2022年第3期
白 烨 | 重述史事的翻陈出新——陈福民历史散文作品《北纬四十度》读后
霍 艳 | 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讲述历史——以《北纬四十度》为例
重述史事的翻陈出新
——陈福民历史散文作品《北纬四十度》读后
文 | 白 烨
同事陈福民因为写了《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这本书，最近备受关注，越来越“火”。书甫一问世，就在八月份的“中国好书”评选中荣登了榜单；在影响甚大的“豆瓣高分图书”中，《北纬四十度》以8分的好评成绩名列其中。问题还不止于此，一直在悄悄练字的陈福民，自己为《北纬四十度》题写了行书体书名，因张牙舞爪，遒劲有力，五个字铺满了整个封面，颇有视觉的冲击力，也受到不少书法迷们的追捧。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一箭双雕呀，一本书弄成了两个家：散文家和书法家。玩笑归玩笑，心里着实为他感到欣喜。
陈福民的本业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前些年出版的《批评与阅读的力量》的评论集，显示了他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宽广性与前沿性。但如同每一个搞专业研究的，大都会有另外的兴趣点一样，陈福民的业余兴趣，主要集中于我国北方的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刻影响等。为此，他遍读史书，翻阅史籍，踏访河套，奔走塞北，围绕着北纬四十度的地理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花费了很多的气力。于是，就有了《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失败者之歌》《青春帝国少年行》等篇什接连出手，最终使《北纬四十度》这本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兴趣是做事的起始与持守，兴趣也是成功的动能与保证，陈福民《北纬四十度》的成书过程，对此做了最好的诠释与佐证。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评价一本书好不好，有很多角度和尺度。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屡试不爽的阅读感觉，那就是让你读得如醉如痴，却又说不清书的所属类别的，常常就铁定是好书。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就是此类写作的一个典型。这本书是写北纬四十度一带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及其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的。说是边疆实地类吧，颇为皮相；说是历史地理类吧，也很不准确；说是历史人物小传，显然也很不到位。可以说，《北纬四十度》把这些方面都包含了，又把它们全都超越了。如果硬要以历史散文名之，显然也委屈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陈福民的这本书以打破常规的跨界与综合，走出了自己在历史散文方面的写作新路，从中生发了诸多启人思索的问题与意蕴，这一切都值得人们深入探究，细加品味。
细读历史有温度
我一直很喜欢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黎东方的“细说体”史书系列，尤其是《细说三国》。他把头绪繁杂的历史用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用故事化的叙述、口语化的方式加以讲说，其中还有对古代官职、古今地理等概念术语的今译与解说，特别适合非历史专业的大众读者的阅读，读来生动活泼，也收益甚多。
▲黎东方《细说三国》
商务印书馆，2017
《北纬四十度》也属于“细说”一类，但陈福民的“细说”更着意于历史运行中的关键人物的活动与行状，追踪历史中“这一个”的成长与命运，描摹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段历史与某个或某些人物的密切关联，由此揭示人与历史的相互作用和命运与共的深切关系。这样的“细说”，从人物的角度切入，由人性的角度深入，就把整个历史温热了，激活了，让历史变得活灵活现和气韵生动。如赵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他的卓尔不群和锲而不舍，既促使偏居北方的赵国实现了许多重要方面的深刻变革，也推动了不同文明的相互融合。又如被父亲送往敌国当人质的冒顿，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猎场政变”成为匈奴单于，并由“武功”与“文治”使匈奴成为雄踞北方的强大存在。还如在经历了“白登之围”之后，刘敬提出“和亲”的新策略，这个包孕了天真的想法与妥协的姿态的首创性举措，却使“两个文明相遇并且握手”。再如北魏孝文帝，以亲征“南伐”的名义，“假戏真做”地把国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以使奸耍滑的“不正经”方式，解决了巨大的历史难题，走向了“伤筋动骨”的“自我革命”与深刻变革。在这些重大的事件与事变中，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都显示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于此，也写出了时代呼唤英才，英才应和时代的互动与辩证的关系。
《北纬四十度》里，让人读后颇为难忘的，还是那些着重于人物性格探悉和人物命运揭示的一些篇什。如写李广的《失败者之歌》、写王昭君的《在战争的另一边》等。号称“汉之飞将军”的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打了47年的仗，“在帝国北部边境的军旅生涯中走完了他艰难的一生”。但一生驰骋沙场、一直渴望功名的他，不仅少有建树，而且连连失误，打仗时经常因为迷路无功而返，妄自接受诸侯国授予将军印而令景帝大为不满，最终因自己的失误导致单于“遁走”后无奈自杀。作者在叙说李广的乖蹇遭际时，在传统的“怀才不遇”的说法之外，用了“不合时宜”的词语，显然这一说法更接近事实，更令人深思人的悲剧命运与悲情性格的内在关联。《在战争的另一边》，作者有力地拨开那些笼罩在王昭君身上的文学迷雾与艺术迷彩，从“世俗消费性的美人”回归到“和亲的政治层面”，写她“背井离乡融入匈奴生活，接受了奇风异俗嫁给父子两代人生儿育女”。之后，两个女儿“在她的教导下，始终尽一切可能维护和亲大业”。为此，作者既由衷地赞叹其“坚韧牺牲默不语”，又愤慨地抨击那些“对女性贡献牺牲的漠视与轻慢”。作者的这样一些慨叹是意味深长的：“王昭君作为历史上那些无名姐妹们的代表”，“被镶嵌和挤压进历史的缝隙中，但她们顽强生长着，正如昭这个字的引申义代表的那样，在黑暗中透露出一缕微光”。这样，王昭君以及以她为代表的那些女性“和亲”使者们的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就格外彰明昭著地凸显了出来，为人们所铭记，更为人们所敬仰。
聚焦历史中的人物身影，注重史事中的人物作用，寻绎时代中的人物命运，并以常人常性的尺度去观察和打量他们，让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置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回归于普通人和平常人，使得桩桩过往史事都浸透着人的喜怒哀乐，充溢着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历史就充满了人性与人气，还原了人情世故，复现了人间烟火，葆有了呼吸与脉搏，从而具有了跳动的生命与炽热的温度，令人可触可感，引人可歌可泣。这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过人之处，也是《北纬四十度》的主要价值所在。
叙说史事多意蕴
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中，人们普遍认为“史识”更为重要。刘熙载就有“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的说法。因为，相较于占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与史实的分析中，发抒自己的独到见识，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结论，最有难度，也最为重要。我以为，陈福民在《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中，显露出他在史才、史学方面潜藏的深厚造诣自不待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比较充分地显现出了眼光远大、胸怀广阔和义理严正的史识。因而，他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观察与回望，常常在某件史事的细致解读中，散发出多重意蕴来，给人以诸多有益的启迪。
就“北纬四十度”的这个地理带的锁定来看，就是一个极有眼光又有深意的绝佳选择。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历史上来看，北纬四十度都是一个边缘地区、过渡地带。正统的历史或地理著述，通常不会予以特别的关注。但被别人所忽略的，陈福民却格外看重。他认为：北纬四十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在这里，“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围绕着北纬四十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他还把长城沿线的汉匈争霸，比喻为“重复性考试”，而定居的汉民族就像一个学生，“能得满分的时候很少”，但却在这一次次的考试中艰难成长。争霸不息的对手戏，以及“隔墙相望”又“难舍彼此”的交往史，使得不同的族群在这里进退不已，攻守不息，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兼并和走向整合。在《遥想右北平》的末尾部分，作者讲到北纬四十度的故事的最后终结时说道：“在这些地方，定居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爱相杀的漫长历史中，所有的人都逐渐变成了中国人。”这种对于由小到大又由多到少的民族融合，冲突不息又相互交融的文明化合的肯定与揄扬，再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作者开放性的历史观、现代性的文明观和中华性的天下观。
我们的国家，是华夏地域的各个民族在长风破浪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的。各个民族的人民，都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但在过去的传统史官与正统的史著中，汉族以外的民族往往被看作“另类”，甚至是“异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他们似乎只是在扮演着“入侵者”的角色。写作《北纬四十度》的陈福民，与此完全不同，他秉持一种大中国、大中华的总体性人文理念，把所有民族都置于同等的地位来看待，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全新史观。因此，在《北纬四十度》里，无论是写到哪一段历史，哪一桩史事，哪一个人物，在民族历史与民族人物的看取上，不仅没有主与次的区分，轻与重的偏向，反而用了许多笔墨去写民族部落的由分到合，族群小国的由弱到强，以及民族内部的整合与发展、民族之间的竞争与交流。如先秦时期的匈奴部族的由小到大，西汉时期的匈汉“和亲”，西晋时期的“五胡立国”，北魏时期的迁都洛阳，等等。即使是书写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与博弈，也着眼于其中潜含的进步因素与文明因子。如“胡服骑射”所体现出来的“文明交流的自觉性”；如匈汉之争中，“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纬四十度的文明学习到太多的东西，比如长途奔袭及其机动性，使用骑兵大兵团作战及其协同性，在战争中解决给养，甚至包括如何了解和使用气候、向导、地形地貌等专业知识等。这些新颖的历史元素，是中原定居文明所不具备的，起码是非常陌生的”。对于“昭君出塞”和汉匈和亲，作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和亲’的文明成就是巨大而明显的”，此后近60年，“汉匈基本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友好和平局面”。“匈奴一方遵循着对汉王朝的朝拜礼仪，遣送质子入朝，汉王朝则始终以‘赏赐’‘转输’等形式向匈奴提供金钱粮食和布匹”，“这对于汉匈人民都有巨大益处”。
因为秉持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作者对于那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从不掩其功绩所在，更不吝惜赞美之词。如写到呼韩邪单于为维持南部匈奴部族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高瞻远瞩，力排众议，铤而走险地跋涉到长安觐见皇帝，这使“汉匈之间确实没有再发生战争，北纬四十度的边境线对于双方人民都是安全和平的”。作者由此肯定道：“这是呼韩邪单于特别显著的历史贡献。”写北魏孝文帝利用南征的迁都，以跌宕的叙事、生动的情节，把人们引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在看似“非常诡异和不正经”的“任性的游戏”中，翔实而细致地表现了魏孝文帝为把魏都从五原迁至洛阳的“假戏真做”和煞费苦心。作者由此评价道：“迁都这事儿是个了不得的事情，不仅对于拓跋鲜卑来说惊天动地，对于中国文明史的走向也是影响巨大。”令人为之意外的，还有《渔阳鼙鼓何处来》写到安禄山这个祸害唐朝的历史罪人，作者也没有把他简单化和脸谱化，而是着意描写这个粟特人所具有的“超人的胆识和洞察力”，“灵敏的政治嗅觉与清晰的时局观念”，使他“极端狡诈又颇富个人魅力”，“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大唐的软肋”，“把唐玄宗吃得死死的”。由此可见，安禄山的不断得势与叛唐得手，也从这一异族权贵颠覆汉族王朝的事件中，折射出异族与汉族在唐朝时期的深度融合，以及异族人才在历史演进中的特殊能量，其中既包括正向作用，也包括反向作用。
文字表述有出新
《北纬四十度》之所以在文体上不好认定，是因为它兼有历史专论与历史散文的两方面的要素与特点，并在文字表述上予以有机地结合，融为一体，这种复合式的文体，在叙述方式上很难做到深入浅出、行云流水，使人读来轻松自如，读后余味无穷。但是，陈福民在这次《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中，不仅切实做到了，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笔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我看来，写作《北纬四十度》，陈福民除去在史料的搜集、占有和辨析，史地的踏访、探察与确证等方面，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之外，在如何利用文学手段、调用文字功夫上，也做足了功课，铆足了劲头。他这一次的跨界写作，确实是有备而来。阅读他的文字，品读他的笔墨，我以为内中蕴含的功力，至少体现在大众化的面向、幽默的情趣和灵动的文笔三个方面，这使他的文字具有了自己的辨识度，保有了自己的个性化。
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不正襟危坐，高谈阔论，而是谈笑风生，涉笔成趣，这是《北纬四十度》在文字表述上所具有的最为难能可贵的优长。历史上有一些事件与人物，本身就内含幽默韵致，这样一些典型事例与典型人物，作者自然没有放过。如写到刘邦驾崩之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一封信，狂妄自大中多带调戏意味，看信之后的吕后怒不可遏，但她听取了谏言与忠告，忍辱含屈地写信回怼“流氓成性”的冒顿单于，自谦中充满自嘲，自嘲中内含反讽，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令人忍俊不禁。最为有趣的，是写魏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众南下赖在洛阳，使迁都成为事实的经过，把魏孝文帝的“任性”写得细致而生动，让人从“不正经”里看到大图谋，也使得故事曲婉有致，人物栩栩如生，过程亦庄亦谐，内中意趣丛生。还如写李广的莫名其妙的失败，难遂其愿的失意，细节化的故事叙述里，既充满了悲情，也内含了诙谐。这样一些注重微妙趣味的描写，使事件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影响，也使人物性情有了鲜明的色彩。
陈福民的看家文笔，当是文学理论批评作业中的说理与论辩。在《北纬四十度》里，他的这些原有所长，确实显现得十分充分，无论是串讲古籍史料，还是辨析历史事件，都精当准确，要言不烦。但他在《北纬四十度》的文字表述里，还表现出令人为之惊异的另一面，那就是用语的灵动与倜傥，其中包括对流行用语的现挂与活用，使得作品的叙事顿显口谐辞给，活泼不羁，或令人心里一动，或引人会心一笑。如《汉家皇帝的滑铁卢》里写刘邦在家乡沛县的狂欢宴会上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笔锋一转，“这不禁令人疑惑起来：莫非每个干大事的人内心都住着一个文艺青年，只有到了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时才会激发出来吗？”这里的“文艺青年”用得很愣，但愣得很妙，更多的读者会因此而会心会意，甚至拍案叫绝。描写魏孝文帝的《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情节曲折生动，文字也洒脱放达，如“永远在路上”“访贫问苦”“裸奔”“不正经”等当下的流行用语夹杂其中，不仅格外形象，而且连贯古今，令表述别有一种跳脱的节奏和引人的意趣。文字的活用、妙用，显示出作者深谙历史个中情味，以及适合这种情味表达的遣词用语的内秀与功力。
《北纬四十度》读了不止一遍，每次读后都意犹未尽，不忍释手。作为文学同事和历史同好，我真心希望这个由长城两边开启的新历史散文写作的大戏，还能再有新的戏码登场，接续陈氏的精彩“细说”，以飨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讲述历史
——以《北纬四十度》为例
文 | 霍 艳
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陈福民一直以“述而不作”著称，在他为数不多的文字里，一篇与青年评论家项静的对谈《文学内部的自我循环与自我圣化，于真正的文学见识并无补益》值得注意。尽管对谈的起点是讨论当代文学发展和研究现状，但在很大的篇幅里陈福民谈到了对于历史的看法。可见文学研究与历史思考在他人生里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和很多人一样，陈福民的历史启蒙源于《史记》，早年的历史知识和文学感情都来源于此。他把“列传”当作一篇篇精彩的小说阅读，惊叹于司马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伴随着不断成长与阅读，他开始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学相互交融这一特色：“轴心时代的文史哲——经史子集四部，内容上重叠交互，在义理与辞章两方面彼此借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文学部分后来虽然从中间分离出来，但在知识类别的区分上并不鲜明，观念方面的植入式影响一直是持久而深远的，这也是民间史学认知严重影响文学写作的原因之一。”①他认为这一特色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塑造，史学家的纯正历史讲述，往往敌不过文学家的历史演义②。一些故事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却鲜有人去考证真伪。
历史演义的重要形式就是小说。小说作为平民阶层兴起的文学形式，虽不以言志抒情见长，但依靠绘声绘色的讲述方式在官方的历史记录之外，建立起一条新的历史线索，也融入叙述者大量的主观感受。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民众，他们难以接触到精英阶层的正规历史叙述，只能依靠戏曲、小说等平民文艺形式了解历史，并且伴随着不断地传播、演绎又投射进自己的情感。叙述者和接受者的双重演绎“潜在地赋予了小说某种不自觉的承担，使得小说时而又变得‘大说’起来”③。陈福民举例：“《三国演义》的影响远远大于《三国志》，《隋唐演义》的影响远大于新旧《唐书》，《说岳全传》则几乎取代了《宋史》，等等。上述演义在历史掌故、叙事立场、人物评价等方面已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却仍始终占据民间认知的主流。”④进而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观，至于以小说为底本的戏剧，对于善恶忠奸的刻画更为脸谱化。
这种影响也深刻地体现到陈福民所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一种是当代文学直接套用民间故事结构，谱写英雄传奇；另一种是作家在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形成历史判断时，融入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尤其是1980年代后期伴随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历史的反思、解构也在凶猛推进，“重写历史”浪潮兴起。张炜的《古船》就是标志性作品，陈福民在评论时谈道：“它不再把权威历史话语奉为圭臬，不以把诠释主流历史图景当成文学写作的最高法则。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的冲击，使作家获得了对历史的个人性的新认识和新体验，他们试图将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体验写入作品中。”⑤这种“不同以往”在于虽然仍描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和伦理生活，但开始以凸显个体的存在价值来表达对历史、政治压迫的反弹。
▲陈福民《批评与阅读的力量》
作家出版社，2016
1980年代“个人性”虽然尝试挣脱但仍被包裹在强烈的整体历史观之中⑥。到了199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彻底沦为个人表演的背景，以碎片化、偶然化、欲望化的小历史颠覆大历史。迈入新世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启蒙地位开始陷落，文学面临影像等多媒体形式的冲击，作家想通过重返历史来重新建立和时代的关系，历史变为“方法”被再度整合起来。只不过他们在历史叙述中投入过多的情感附加，这种情感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调动的知识储备，使得他们的历史叙述虽有一腔热血却显得单调简化，只能以文学的笔触将历史变得风景化、奇观化、本质化⑦。这种“虚构的自由”和“情感的真实”成为作家处理历史题材的尚方宝剑⑧。当代文学的写作者不再像现代文学的开创者那样具有与历史同构的主体性⑨。相反一些人依靠追求与历史背道而驰来彰显存在的价值。
与此同时，历史言说在大众媒介始终作为热门话题，既有“百家讲坛”这类类似于说书的电视节目，也有“煮酒论史”等网络论坛，喜欢历史的普通民众济济一堂，以通俗的方式读解历史。这些历史言说的特点是着力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述，将史料以逸闻、传说的形式加以演绎，用“故事”吸引受众，力图讲出“趣味性”⑩。但在史实上不尽准确，充满了夸张与想象，也缺乏历史逻辑的梳理和宏观的视野。近年随着新媒介的发展，一批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通过互联网崛起，他们更具有公共关怀，“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到诸多的争议”⑪。
文学和大众媒介的历史叙事深刻影响着21世纪以来人们的历史观，而正统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变成一种专门化的学问。民国以来强调材料考证、方法科学和学术规范的史学转型尽管取得进步，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研究者的叙事能力却逐渐丧失⑫。研究对象越来越精细化，知识呈碎片化罗列，缺乏宏观把握和体系建构，导致历史研究逐步退出公共空间。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虽然对叙述、符号、修辞、书写形式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越来越关注⑬，但又将历史全然视为虚构的产物，失去了一个历史叙事的立足点。
▲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中国人大多喜欢历史，也喜欢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想从前人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当历史研究越来越成为精细化的学问，历史的真相被文学化的表达所覆盖，如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讲述历史？《北纬四十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这部作品里，始终凸显一个问题意识——“中国历史讲述与文学叙述的不同价值取向何在，这种不同缘何形成？为何构成历史实践的重要因素并不能成为文学家必要的参照？”⑭陈福民以《史记》对于李广、卫青、霍去病截然不同的描述为例，发现叙述者本身所处的位置与代入的情感严重影响着历史叙事。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获罪而受宫刑，所以他对于李广的描写，无不打上这种身世之感和悲情烙印，而忽略了李广在军事乏善可陈的成绩，突出的是他“怀才不遇”的遭际和“爱兵如子”等仁德品质，国家的生死存亡和战争胜负的严重性质被司马迁强烈的情感投射遮蔽掉⑮。同时对于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卫青、霍去病，由于他们皇帝亲戚的原罪身份，司马迁竟将他们放入“佞幸列传”。在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里，司马迁的历史价值观竟不能一以贯之，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影响了重要的历史判断，这种人文情怀对历史的干扰，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屡见不鲜⑯。后人对于这种历史叙述更是缺乏反思甚至加以演绎，把李广当作“子不遇时”的代表，为自身所遭受的怀才不遇带来心理慰藉，严肃的史实变成“向失败者灵魂致敬”的艺术⑰，却使得人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文学和历史由此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文学以其强烈的抒情气质和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影响着历史叙事，这种文学化的笔法虽然使得历史变得“和蔼可亲”，却遮蔽了历史客观，抹去了历史复杂，把人的道德作为单一衡量标准，缺乏对于生活、政治、经济、环境等客观层面的深入考察和对人类、民族命运的宏观思考。当知识被文学化地落在辞藻和修辞层面，“文学性”也就取代了专业性。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又反作用于作家思考和文学创作，造成脸谱化的描述和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
《北纬四十度》想要做的是在文学化表达和历史真实之间寻求平衡。陈福民以基于大量史实，又不乏文学笔触的方式对围绕着北纬四十度的华夏民族交融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阐发。他选择从人物入手加以“重新塑造”，赵武灵王、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安禄山、朱祁镇等人物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被贴上鲜明标签，虽让人印象深刻，但也遮蔽掉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为了还原这种复杂，陈福民先从梳理人物的身世开始，例如指出安禄山是一个失去部落庇护的单亲家庭孤儿，连姓氏都是冒认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少丧父，无人交流才会与太监王振结下异乎寻常的友情。在回溯人物成长过程中，陈福民并非局限在人性维度，避免以“同情之理解”为他们日后的荒唐行为开脱，而是逻辑性地梳理他们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历史决断。比如《渔阳鼙鼓何处来》一文，陈福民认为幼年的漂泊混居使得安禄山在不同少数民族族群之间穿梭，反而锻炼了他的灵活应变能力，显示出超人的胆识和洞察力，最后正是通过一面以“纯诚”的民族身份做伪装获取唐玄宗信任，一面又利用民族宗教动员掀起分裂叛乱。
除了成长环境，陈福民还看中历史人物如何处理复杂局面、应对各类人际交往。最典型的一个情境是当君主要做出重大决定时可能会遭遇一众人的反对，这时君主选择强制推行还是想要说服对方？在《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一文中，孝文帝眼光深远，孤注一掷迁都洛阳，对于即将面临的群臣反对，他需要一个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可与他拥有着相同文化信念和政治抱负的拓跋澄，一时没能理解他的选择，两人在大堂上发生冲突。孝文帝并没有以君主身份施压，也没有讲一番大道理，而是显得十分焦急。陈福民参照《魏书》《资治通鉴》以一种幽默风趣的口吻还原当时情景——“拓跋澄进到门口，孝文帝顾不上应该有的君臣礼仪，《魏书》说‘未及升阶’，《资治通鉴》说‘逆谓之’，意思都是说孝文帝亲自冲出来迎接，老远就嚷嚷起来：刚才的‘革’没说完，现在接着说。明堂之上我发火并不是针对您，只是担心文武群臣都跟上您的节奏一起七嘴八舌，我就没法弄了。所以假装生气震慑一下让他们闭嘴，希望您能体谅。”⑱这种有进有退的处理方式足见孝文帝的智慧。
只有被放置回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加以考量，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和特质才会浮出水面。比如吕后面对冒顿单于的嚣张和“流氓成性”时所表现出的隐忍。再比如鲜卑族出身的孝文帝亲生父母都死在冯太后手里，被“仇人”抚养长大的经历更对他的性格和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在推行汉化过程中遭到群臣反对，后来还遭遇妻子和儿子的双重背叛，以一杯毒酒赐死儿子，离开妻子和洛阳宫殿，死在南伐前线。单以人生来论，他充满了悲情色彩。但他继位后仍遵从祖母冯太后对朝廷进行的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吸纳汉族文明的精华，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全方面改革鲜卑族旧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迁都洛阳，最终影响了中华文明史的走向。他将成长中的不幸转化为强大坚韧的意志，福祉于百姓。所以陈福民这么评价他：“作为君主，他的人文修养和文明理解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在个人道德上，他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心中只有国家民族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把改革当作宗教的‘改革狂人’，为此，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斗士。他所信仰的事业与他的民族，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坚韧不拔的奋斗历史中。”⑲可见陈福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不局限于道德修养，还拓展到是否有利于民族国家甚至是人类发展的范畴。
贯穿《北纬四十度》始终的历史情境就是数千年来围绕这一分界的民族交往史。不同民族之间不只是为争夺生存空间、生活资料而爆发冲突，更是不同文明在碰撞下的相互竞争、融合，既有游牧民族向中原更先进文明的主动靠近，也有中原定居民族向游牧民族学习“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相互交融下被重新塑造的中华文明庞杂而多元，远非单一的儒家文明可以囊括。不同民族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对抗、防御的姿态下相互转化，当成功冲击北纬四十度一线后，他们又要担负守护的重任，应对更北边民族的不断冲击⑳。他们开始尝试把自己变为对方，保护他们先前不懂的事物㉑。
《北纬四十度》无意中回应了海外“新清史”思潮，与其过分凸显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反对“汉族中心主义”的激烈态度相比，《北纬四十度》尽管也把研究空间转移到内陆，但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通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白登之围、卫青和霍去病击退匈奴、昭君出塞、刘渊永嘉之乱、孝文帝迁都、安史之乱、澶渊之盟、土木之变等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说明中国内部多样性文化的碰撞更大意义上是促成交流与融合，汉族与异族都向彼此敞开了怀抱，共同参与到华夏文明的建构中来，使得北纬四十度成为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凝聚团结民众、塑造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力量㉒。
再谈《北纬四十度》的创作手法。在“历史非虚构”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的当下，陈福民依然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文化大散文”：“我不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对此我很清醒自知。因此我从未放弃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和手法，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㉓
对于“文化大散文”，评论家谢有顺在20年前有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在作家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帮助，使得这些本该是背景的史料成为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象空间就显得十分狭窄”㉔。但陈福民依然非常重视史料的作用，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占有史料，在同类史料间反复对比甄别以保证史实的准确性，这些史料不光包括“二十四史”中与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㉕。如对高粱之战，《宋史》对此的记载只有简短的一句“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败绩”，屏蔽了所有细节，但《辽史》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留㉖。他尊重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此基础上梳理历史的线索，探求历史的宏大意义。这固然与他专业学者身份有关，更多的史料支撑才能使复杂的事件被拨开迷雾，同时他有着对于运用史料的自信，一是对于史料甄别的眼光，对于史书上的记载不迷信；二是转述史料时出色的叙述组织能力；三是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如此才不会被史料淹没，把历史知识变成对历史的认识。
在历史写作中，很难避免以当下的观念衡量过去，而当下的观念一是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融入作者自身经历所引发的情感投射。陈福民虽不忌讳以当下人的“后见之明”回看历史，但如何自由地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来回穿梭？首先是要有清晰、整体性的历史判断；其次是以现代知识回看历史时加以反思，但不是代入某种“正义或正确”的现代立场㉗；最后是把回看的维度拉到整个人类发展的长河。在每篇文章结尾陈福民都亮出一段鲜明的态度，如“和平是人民永远的希望与心声，然而，和平却不会因祈祷而自动降临。任何‘以杀戮为耕作’的穷兵黩武都必须受到谴责，对任何以武力相威胁的讹诈、掠夺都必须予以还击。昏庸自私的君王，对这一切必须承担起责任。同理，任何为满足一己私欲去利用民族宗教动员掀起的分裂叛乱，永远都要面对历史和人民的正义审判”㉘。这显示出《北纬四十度》所具有的深刻的当下意义。
作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陈福民在写法上有着高度的自觉，“我希望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性’写作，我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静沉稳的知识活跃起来。这种写作，它有一种文学的品性，它有一副知识的容貌，同时，它能自由出入两者之间，摇曳多姿。但它不迎合，不讨巧，它要靠‘硬知识’和柔软性迎风矗立”㉙，从而“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应有的光荣与尊重”。
可以看出陈福民的对话对象分别是历史爱好者、普通读者以及文学读者。
面对历史爱好者，陈福民“笨拙”地引用大段原文，提供给读者查证渠道的同时带领他们领会微妙之意；面对普通读者，他保持鲜明的叙事者风格，行文流畅、语言幽默，抓住被民间历史认知忽略的关键元素㉚，对那些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他通过对人物在特殊情境下复杂心理变化的细腻感受来对人物展开体贴性的理解，以近乎小说化的形象思维方式来组织和讲述历史故事㉛；面对文学读者，他每篇文章以文学为引子切入，考察这些过去只停留在修辞、情怀分析的作品如何呈现着创作者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用“怆然”而非“慨然”“凄然”“凛然”，让陈福民敏锐地感受到面对地处帝国偏远的东北角，胡汉混杂、经济艰难、民情汹汹、风物萧索的幽州，一个来自繁华长安的诗人那种凋敝破败而无所依凭的苍凉，是充盈于胸臆却不能道出的虚无，是莫名的触动不知从何说起的放弃，那是一种真正的无人倾听的旷野呼告㉜。文学性的抒情因此有了现实感的依托。能做到这一切还因陈福民以行走促进书写，亲身前往历史现场而不是依靠纸面想象，才会对历史有更直观、客观的现实感悟。
有趣的是，在最后一篇《遥想右北平》陈福民谈道：“文明之间的冲撞、交融与互利，被表述出来的时候往往是丰饶美丽、一派祥和的画面，但翻开它以掠夺、杀戮与死亡为代价的内里，方知历史正义也好，人心善恶也罢，都是由国家力量及为诠释这种力量而牺牲的伟大英雄们予以兑现的。这，大概就是杨业被后世人们虚构演义为满门忠烈‘杨家将’的原因吧。我一向担忧过度虚构的民间故事干扰了历史事实，以为这会让国民沉溺于想象而自欺自慰，或者如鲁迅所说掉入‘瞒和骗的大泽’。然而行文至此，我忽然有了某种理解与不忍，不知道如何面对上述绝望与痛苦。”㉝尽管《北纬四十度》始终渗透着对历史被文学情怀过度渲染的不满情绪，但到结尾处陈福民终究是从人民苦难需要抚慰的角度“谅解”了这种处理方式，这种带有“自欺欺人”的心灵抚慰，也正是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所在。而这种“谅解”也体现了一名文学研究者深切的人文关怀。
（霍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①②④⑦⑭⑮陈福民、项静：《文学内部的自我循环与自我圣化，于真正的文学见识并无补益》，《上海文化》2016年第9期。
③⑤⑥陈福民：《批评与阅读的力量》，作家出版社，2016，第3、23、23页。
⑧㉙㉚《陈福民〈北纬四十度〉：文学的品性，知识的容貌》，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41438。
⑨⑬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第13、146页。
⑩吴小彬：《从百家讲坛论史看“历史的眼睛”》，香港《文汇报》，https：//www.chinanews.com/hb/news/2009/09-27/1889539.shtml。
⑪《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9月19日。
⑫姜萌：《中国历史学需要恢复叙事能力》，《燕京书评》，https：//www.allnow.com/post/60f29d28fc1063151ac8b6b7。
⑯⑰⑱⑲㉑㉓㉕㉖㉘㉜㉝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第122-126、91、235、258、4、5-6、4、357、320、328、457页。
⑳陈福民、白烨、杨早：《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常与北纬四十度线有关》，《北京青年报》2021年9月18日。
㉒陈福民、顾学文：《发生在北纬四十度的民族竞争与融合》，《解放日报》2021年10月30日。
㉔谢有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散文百家》2003年第2期。
㉗陈福民、张瑾华：《专访陈福民：月亮照在北纬四十度》，《钱江晚报》2021年9月21日。
㉛徐刚：《打开一道被遮蔽的历史面相》，《解放日报》2021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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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刚 | 历史总结中的“老问题”与“新进展”——2021年度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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